浩鼎案不斷延燒，中央研究院院長翁啟惠亦改列被告，致使國家最高學術研究機構，蒙上一層陰影。不過檢方改列被告之案由，卻僅有公務員受賄罪、圖利罪與背信罪，但對於此案相關人等最可能涉及者，即內線交易罪，卻不在其中，這似乎暴露出，此等罪名於現行法制成立的困難。
依據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，內線交易罪，可處法定刑三到十年的有期徒刑，並得併科一千萬至二億元罰金。而若犯罪所得超過一億元以上者，根據同條第2項，甚至可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，且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。顯見，我國對於破壞股市秩序與公平的內線交易行為，乃採取重刑、重罰的政策。
惟依內線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1項，必須是企業經營的內部人或與其關係密切者，實際知悉有重大影響股價的消息，且須在此消息已經明確後，於未公開前或公開後十八小時內，以自己或他人名義為相關股票的買入或賣出，才足以該當內線交易罪。由於條文中的實際知悉、重大影響或消息明確等等，都屬極不確定的概念，不僅有違法律明確性原則，更易成為涉案者脫免罪責的保護傘。
以浩鼎案來說，解盲訊息對於公司營運、股價會造成影響，致屬於內線交易法第157條之1第5項所指稱的重大影響股價的之消息。但因此類生化藥物的發展，本就有極高的不確定性，甚至是高失敗率，早為各界所預知，若採取嚴格解釋，亦未嘗不可排除於在重大消息之範疇。
即便認定解盲結果屬內線消息，但必須要在此資訊，尚未對外公開至公開後十八小時內，為股票的買入或賣出，才有合致內線交易罪之可能，故買賣股票的行為若不在此所謂「沈澱」期間，就肯定無法定罪。也因此，關於浩鼎新藥的解盲結果何時確定，勢必成為關鍵。
只是此等屬於公司極機密的文件，非外部人所能知曉，像浩鼎案般，檢方又未能於第一時間進行搜索，相關證據就有遭偽造、變造，甚至滅失的風險，若無內部吹哨者提供資訊，就讓人有可乘之機。同時，如翁啟惠院長般，既非浩鼎的經營者，亦非擁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大股東，要證明其有從公司內部人取得資訊，且實際知悉確切的解盲結果，恐更是難上加難。
故翁院長就算改列被告，但從其案由為罪刑不重的背信罪，而非內線交易罪來看，實已反映出對內線交易訴追困難之現況。更何況，刑法第342條第1項，法定刑在五年以下的背信罪，乃須以違背信任委託關係且有損他人利益為前提，但翁啟惠身為中研院院長，到底是受誰委託、誰因此受害，恐會因法條規定的天馬行空，致陷入五里迷霧之中，欲成罪的機率，恐比內線交易罪還低。
由於內線交易罪，乃沿襲與我國法制結構與文化完全不同的美國法，自會有所扞格，再加以使用刑法所未出現的實際知悉、重大影響等等用語，就使法條適用陷入模糊。司法者為了避免不當擴張刑罰，就會傾向於限縮解釋，致造成定罪率極低的現象，所謂重刑化政策，根本無從發揮作用。
更糟的是，若能明瞭內線交易罪的種種法律瑕疵，就能操弄內線於鼓掌之間來獲取暴利，並可輕易逃脫刑罰的制裁。則此罪的存在，到底是在懲罰真正的投機者，還是不懂鑽法律漏洞的投資者，就讓人摸不著頭緒，也成為須儘速檢討與修正的對象。
